受共享单车冲击 一些城市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

  北京西城区一处有桩公共自行车站点。 曹红艳摄

  编者按:如今,随取随还、停放自由的共享单车成为不少市民出行的选择,而建设成本高、规划协调难、还车不方便等因素让更早出现的公共自行车的运营效果打了不少折扣,甚至一些城市开始停止公共自行车运营。专家认为,为妥善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应该让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互为补充、取长补短,这才是避免投资浪费和资源闲置的现实选择

  在共享单车大行其道的当下,有些城市停止了公共自行车的运营,而有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车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稳步扩张。

  10月15日,营运了8年的广州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而11月初,杭州市临安区城区公共自行车采购项目公布中标结果,该项目包括700辆自行车,总成交金额超过690万元。不久之前,一家公司以711万元中标了北京延庆区的公共自行车建设项目,项目包括500辆自行车、1000个停车桩和一年的运营。

  公共自行车到底要向何处去?

  公共自行车的“起起伏伏”

  作为“绿色交通”与“低碳出行”的重要选择之一,城市公共自行车一出现即受到国内城市的热捧。北京、杭州、太原、株洲等城市相继推出了“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2012年起,公共自行车开始走入北京市民的生活。从只针对北京户籍居民办理租车业务,到面向非京籍居民开放;从首批在东城、朝阳两区试点2000辆,到如今分布各区的8万余辆,公共自行车给居民绿色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

  然而,伴随2016年以来共享单车在资本大潮裹挟下的“攻城略地”,城市公共自行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根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调查数据,共享单车出现后,中心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次数明显减少,由2015年的平均66040次/日,下降到2017年的22614次/日,降幅超过65%。

  记者梳理发现,自去年11月以来,武汉、苏州市区、福州、滨州均已停止或暂停公共自行车运营。

  对此,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所主任工程师盖春英认为,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无论是由企业运作的共享单车还是政府运行的城市公共自行车,都是城市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两者的使用量与车辆投放量、运维水平、调度管理、使用者习惯和接受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盖春英率领的自行车交通规划与研究团队发现,随着共享单车数量的增加,有桩公共自行车在新城地区呈现出与中心城区不同的发展态势,比如在大兴、通州这两个桩点数量较多的新城区,共享单车出现后,有桩公共自行车的使用量不降反增。其他新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的使用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与中心城区相比并未有大幅下降。

  究其原因,主要与共享单车投放规模以及有桩公共自行车网点密集程度有关。在中心城区,一方面共享单车投放规模大,网络效应相对较好,因而吸引了大量用户;另一方面,中心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网点相对稀疏,存取不方便,而共享单车正好弥补这一不足,因而共享单车占据优势地位。在新城,共享单车投放数量少得多,有桩公共自行车网点却很密集,存取也很方便,因而有桩公共自行车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在有的新城区有桩公共自行车甚至根本没有受到共享单车的影响。除了上述原因,地方政府的交通管理政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可见,不论共享单车还是有桩公共自行车,只要网点密集、存取方便,均会受到使用者的青睐。

  在盖春英看来,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两者各有优势、各存不足,如何发展需要科学分析,管理上不能搞“一刀切”。

  从有桩到无桩的“进化”

  记者在北京房山区调查时发现,与中心城区住宅小区普遍不欢迎共享单车进入的情形相反,提香草堂、汇豪小区的住户主动要求在小区内增建公共自行车站点。在房山运行的无桩公共自行车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目前,北京市房山区共有公共自行车6000辆。2015年至2016年,房山区累计投放有桩公共自行车3000辆。同时,自2016年以来,房山区还陆续投放了3000辆无桩公共自行车。

  “经过这两年的运营,‘新三千’与‘旧三千”的使用效果有很大不同。”北京市房山区交通局副局长高峰告诉记者,房山区无桩公共自行车采用基于卫星定位的虚拟电子围栏技术,实现了高精度站点内才能取还车和结算的功能,有效地结合了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管理有序和共享单车使用方便的优点,又规避了公共自行车还车不便以及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基于北斗、GPS的虚拟电子围栏技术,精度在大部分地方可以达到2至5米。”北京途自在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开宏介绍,通过积极宣传和引导,房山区无桩公共自行车取还车秩序良好,入栏率接近100%,从技术上较好地解决了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

  在记者实地调查的十几个站点里,良好的自行车停车秩序已成为房山区交通环境的常态。采访沿途几十公里的道路附近没看到随意停放的公共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建设运营投入无疑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无桩公共自行车通过技术创新,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大幅下降,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节省了财政支出。”高峰说。据初步估算,无桩较有桩公共自行车建设成本降低一半,运营成本降低三分之一。

  通过无桩公共自行车APP,市民即可了解站点实时的车辆数。此外,运维人员也可以通过APP在后台实时掌握站点车辆数,以便及时管理。在优化站点布局方面,市民的需求经交通部门与企业共同调研及数据分析后,可以“零成本”建设和更新,比有桩公共自行车更便于实施。

  公共骑行期待更好答案

  几年来,建设成本高、规划协调难、还车不方便等因素让公共自行车的运营效果打了不少折扣。随取随还、停放自由的共享单车虽然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但却因过度投放、乱停乱放等问题饱受诟病。

  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都面临着各自的发展困境,如何破局关系着能否解决好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这个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

  熊开宏认为,对于因公共自行车投放规模较小、站点数量少而不能形成良性借还循环,从而导致使用率不高的城市,通过无桩化改造,利用新系统“零成本”建设站点的特点,可实现市民“身边”借车,“随时”有序还车的要求,从而改变公共自行车大量闲置和运营困难的局面。

  北京市交通委的数据显示,日前北京市共享单车运营车辆总数已较去年9月最高峰时下降了近两成。去年9月,北京市对共享单车实施了总量调控政策,但共享单车使用便利与停车有序之间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熊开宏认为,依托电子围栏建立监管平台,可以实时获取车辆的运行数据,全面满足政府对共享单车监管所关心的总量控制、有序停放、科学调度、低成本建设等需求。

  但业内也有人提出,共享单车企业应用电子围栏技术的动力不足。共享单车的停泊站点并不是企业单方面就能决定的。解决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问题,政府不能一限了之,还应出台更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诸如规划建设明确的可停泊站点等。

  “对于共享单车,单纯实施总量限制未必能够很好地解决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反而可能抑制骑行需求,尤其是在一些有骑行需求但投放量严重不足的地区。”盖春英说。

  在盖春英看来,政府一方面应该监督单车企业加强车辆运维调度、不断提高车辆周转率,另一方面应在共享单车需求量大的地方尽量规划建设更多停车设施,尽量满足市民的骑行需求,而不是通过限制投放或限制停放来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市民的骑行需求会被抑制。对于有桩公共自行车,“应对公共自行车的实际使用情况跟踪分析,对长期闲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桩点及时撤除或进行无桩化改造,需要增设桩点的也要跟上。比如在共享单车投放量少、公共交通薄弱的地方,提供有桩公共自行车服务也是方便市民出行的办法”。盖春英认为,及时调整优化有桩公共自行车的桩点布局系统,让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互为补充,是避免投资浪费和资源闲置的现实选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新华社芝加哥11月15日电(记者王强)最新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吸电子烟的中学生人数多达360万,比去年激增71%。美国联邦机构正采取措施出台新规,以扭转电子烟在青少年中的泛滥趋势。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5日公布的数据,2018年有360万美国中学生吸电子烟,比2017年激增150万。其中,高中生吸电子烟的人数比去年增加78%,初中生人数增幅达48%。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当天发表公开信,以医生、癌症幸存者和3个孩子的父亲等多重身份,历数吸烟(传统烟草)、电子烟泛滥和尼古丁成瘾的危害,呼吁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说,美国联邦机构正联手各方出台新规,以扭转电子烟在青少年中的泛滥趋势,如便利店在出售瓶装果味电子烟液前必须核对购买者年龄,网上电子烟店铺设置更严格的年龄核查程序等。

  本周早些时候,芝加哥市政府已将总部设在美国的8家网上零售商告上法庭,指控它们向低于21岁的芝加哥市民销售电子烟产品。

  目前针对“电子烟”的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电子烟没有传统香烟燃烧后产生的焦油,因而危害不大。但健康专家认为,电子烟液中仍含有令人上瘾的尼古丁,各种香料和添加剂经过雾化后对人的呼吸系统也有危害。美国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先吸电子烟后转吸传统烟草的可能性更大。

  广州11月15日电 (程景伟 沈钊 杨茜雯)2018广州马拉松赛组委会15日下午在广州称,2018广州马拉松赛(简称2018广马)将于12月9日(星期日)7时30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开跑。

  2018广马报名情况依旧火热,根据报名统计结果,共计有99330名跑友参加报名。最终经过抽签,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万名选手将参赛,男女选手比例为8:2,20岁至39岁的选手仍是主力军,占比超过一半,40岁至59岁的占比达47%。

2018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9日7时30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开跑。 通讯员 摄2018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9日7时30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开跑。 通讯员 摄

  据组委会介绍,马拉松项目关门时间是6小时15分钟,半程马拉松项目关门时间是3小时15分钟。比赛路线基本沿用“一江两岸”的路线设置,起点设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马拉松的终点设在花城广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在广交会展馆。

  组委会当天公布了2018广马完赛奖牌及参赛服装样式,并宣布2018广马首次引进防作弊手环。选手领取参赛包时,需由工作人员审核后亲自为选手佩戴手环,该手环将作为检录、参赛凭证,完赛后方可取下。

2018广州马拉松赛完赛奖牌样式。 通讯员 摄2018广州马拉松赛完赛奖牌样式。 通讯员 摄

  为助力选手顺利完赛,今年广马的能量补给站数量由去年的5个增加至7个。音乐加油站的数量由去年的8个增加至16个,平均每隔2公里至3公里设置一个站点,基本实现赛道沿途全覆盖。今年志愿者人数也将由去年的3400人大幅增至6200人。

  作为2018广马的配套活动,2018广州·马拉松博览会将于12月6日至8日在广交会展馆内举办。(完)

  医保骗局调查:诊断是假的、病人是演的、病房是空的

  雇人住院为哪般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加入城乡医保的居民都知道,现在看病住院个人只需要承担自费的部分,剩下的大头儿按不同比例由医保报销,而且是由医院和医保机构结算,个人不用管。这种社会医疗保险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进行支持,仅2017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就超1.4万亿元。花这么大的投入,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但有的地方的个别医保定点医院,却打起了套取医保资金的歪主意。

  早上9点20分,记者在沈阳市于洪区街头看到一些老年人,他们正在等车。车还没有来,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

  等车的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个别的中年人,他们告诉记者,在这等车大家是要一起去医院的。

  他们还告诉记者并不是谁都可以在这等车,需要领头的人同意才行。

  九点半,两辆面包车准时出现在了这里。

  十几分钟后,记者跟随这两辆面包车来到了一家叫做沈阳市于洪区济华医院的门口。老人们下车以后全部走进了这家医院。

  济华医院是沈阳市的一家一级医院,门口挂着医保定点医院的牌子。记者在这家医院门口观察,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又有三四辆类似的面包车拉着老人们来到了这家医院门口,约有三四十名老人走进了医院。记者随后跟着一位老年人走进了这家医院。

  门诊医生没有给这位老人做任何检查,就按照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安排老人住了院。这让记者感到很奇怪。

  而另一位老人的诊断过程,就更加奇怪了。

  前台工作人员给院长打电话:“院长,方姨介绍来的,她已经住四次了,但是在咱们这没住过,行吗?”

  前台的工作人员跟院长通了电话之后,就把这位连自己上次因为什么病住院都忘记的患者诊断为“外科疾病”,并安排了住院。

  记者问在这里住院的一位老人住过几次院?

  老人说有六七次了,她还说老伴已经住了十多次院了,什么病都没有。

  记者注意到,在为这些老人办理住院手续时,医生或者老人们会常常提起一个名叫方姨或老方的人。

  被称为方姨或老方的人其实是一位中间人,负责为医院介绍老人来住院,在老人们来之前,她把老人的医保卡都收到一起,交给了医院。

  从这天的上午9点30分到10点左右,记者先后观察到有七八位面包车送来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就被医院确诊成了各种疾病,安排住院。

  住院后,又会发生什么呢?上午十点,记者跟随这些所谓的“新病人”,来到了济华医院三楼的病房区。

  按照医院的安排,这些老人在护士站签到并且领取了免费午餐票。可签完到以后病房区就空空荡荡了,不仅看不见医生护士,连刚刚住院的病人也不见了。在病房里,记者注意到床头的一些病历卡。一个是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一个是急性肾盂肾炎,还有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

  无论是急病症患者,还是腰间盘突出患者,本都应“卧床”静养治疗,然而一上午过去了,病房里始终空无一人,除了几张病床,既没有任何医疗器械,也没有任何的药物。

  直到中午的免费盒饭送来了,这时记者终于见到了住在这个病房里的五位老人,他们结伴走进病房,手里还拎着大包小裹。

  床头上写着“急性肾盂肾炎”的老人告诉记者,早上到医院签到后,他们就去逛集市了,买了些东西,就赶回病房来领取免费盒饭了。

  一位老人正在喝啤酒,旁边的一位病友还喝上了白酒。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没有检查、没有治疗、没有医生查房、也没有护士巡视。

  直到下午四点,医院门口再次热闹了起来。

  这些手里拎着上午从集市上采购来的蔬菜、水果、卫生纸的老人们,集合到了门口,开始等待点名,排队上车。

  这时方姨再次出现了,她和一位老人在交流着什么。

  记者看到,方姨手里拿着一沓钱,好像正跟一个人核对数字。方姨还给了他一张卡片,看卡片外观应该是社保卡。还了社保卡之后,方姨从包里拿出了一沓钞票递给了他。

  老人们陆续上车后,面包车又将他们送回到了上午等车的地方。

  在医院住了一天除了吃饭、聊天、外出购物什么检查治疗都没做,但这些老人们在济华医院却产生了医疗费用。几位住院老人给记者展示了自己在医院的消费明细。

  在一张明细里,王先生的医保卡被消费了一千多元,可以看出刷卡的正是济华医院。

  从几张医保卡消费明细可以看出,他们的医疗费用已经被医院刷走了。

  一位不愿出现在镜头前的老人,向记者讲述起了其中的猫腻:“好像是一千七八百块钱,一千多,不到两千块钱,就是为了骗医保,国家大额医保。”

  按照医保的相关规定,退休人员在一级医院住院享有97%的报销额度,据知情人介绍:在济华医院,靠中间人招来的这些老人,医院给他们办理了四天虚假的住院手续,出院时,每位老人都会被消费医疗费用上千元,以1000元为例,报销的970元医保部门会直接与医院结算,应由患者自付的30元,由医院垫付。当然,这些被医院拉来的所谓患者也不会白来的,医院还需要给他们一笔费用。据知情人透露,他们能拿到300块钱。

  这些老人最终都会通过中间人方姨拿到好处费,有的是现金,有的是微信转账。

  在沈阳市调查期间,记者发现,这样拉所谓的患者住院挣钱的事情并非仅济华医院一家,在同样是医保定点医院的沈阳友好肾病医院,记者遇到了类似的经历。

  在医院附近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住院能挣钱”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不仅有退休老人,甚至还有年轻人参与。

  商贩说:“不带闲着的,天天满的。一般来的都是沾亲带故的,告诉他们合适,你去吧。没病的大小伙子都在那待着,到时候拿钱。这个亲戚来几个,那个亲戚来几个,大夫回家都说,白给你钱你不去。”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记者来到友好肾病医院三楼的住院部,隔着玻璃记者看到几个老人正在病房里一起聚精会神地打扑克。

  而在医院大厅,当天出院的老人却在询问“在哪里可以领钱”。

  跟随去领钱的老人,记者来到了一家距离医院50米的棋牌社。虽然门口悬挂着棋牌社的牌子,但是这里不断有从医院过来的老人和穿白大卦的人员出入。

  记者随后进入了这家棋牌社,发现在棋牌社的一楼堆放着很多印有友好医院的物资。在二楼,几位老人正在这里等候。

  不一会儿,一位白大褂上印有友好医院名字的工作人员出现在镜头里。

  这位工作人员给等候在这里的病人发钱,遇到带来新病人住院的,还宣传起了“积分”奖励。

  在棋牌社门口,记者看到一些老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一边走一边数着手中的百元钞票。

  病人是演的、诊断是假的、病房是空的……看似荒诞可笑的闹剧背后,却是国家医保资金大量流失的严肃现实。从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骗保的行为可以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那么,这些医院为什么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违规?国家对于医保资金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些手法并不高明的大范围骗保,当地监管部门是否尽到了责任?大笔的医保资金被骗取,又是怎么通过当地医保管理部门审核的?管好医保资金,用好医保资金,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我们每一个人。从记者的调查看,一些地方在医保资金的管理利用上还有不小的病灶。如何治好骗保的病,急需监管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查找病根,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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